施暴者竟是邻居

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就是在不断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。

理学成为大道的载体，律法学则逐渐沦为小道。如前所述，由于汉律与秦律同宗法经，汉代律法学可以视为秦代律法学的发展。

据说，仲舒在家，朝廷如有大议，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，其对皆有明法。兼之唐律完成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过程，儒家思想占据一统地位，此后的律学更无发展之自由的环境，于是律学衰微了。他关于汉律的研究，他所成就的律法之学，尽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但在郑玄的学术世界中，尚未占据突出的地位。孔子关于礼之本已有丰富的论述。跟这些政治家相比，韩非虽然没有实际主持过一国政务，但他是韩国的宗室公子，且深度参与当时的实际政治。

一日不可无君，而犹三年称子者，为君心之未当立也，此非以人随君耶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，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。百尺杆头，尤有进乎中国法学者对中华法系的百年探索，焦思苦虑，乱花迷眼，累积成下列重大的问题，有待澄清。

一个法身，两个法相而已。分别来看，刘先生的观点一点问题都没有，《唐律疏义》中不是说德礼为本吗，刘先生说以礼为本，没有毛病。[22]见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一文的注一，载爱思想网。[21]这本教材并不是没有偶然谈到道德，只是它有时把道德当作一个愿景，一种手段。

张先生当然可以另立新说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但我们没有见到张先生的有力论证。所以论者尝说中国法律之未能进化，便因为中国人硬将中国民族所有的理想都纳入法典里面去。

一个法系是否中断、消亡，主要看这个法系的重要特征是否还有，主要内容是否还在，根本遵循是否继续，如果这些都是，应该说这个法系还在。道德则不同，有人就有道德，有人类社会就必须要道德，它是人类的永恒主题，当然也应成为法律的永久遵循。同理，法律的内容规定也存在变与不变，不过，法律的内容规定的变与不变要特殊一些，人类对法律的内容规定的认识是不断完善不断深入的，最初人类创制法律，主要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进行惩罚，对恶的对立的内容规定不曾深究，更不曾抽象，只是随着法律对恶的对立的处理的日积月累，人类开始意识到这些恶的对立主要是以财产为对象的，于是把它们抽象为权利纠纷，因之把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内容，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律的内容规定。德礼作为孔孟之道的主要表现，日益普遍化世俗化，反而儒家道的抽象概念的使用逐渐减少。

尊尊、亲亲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道德规范，也是礼制中的重要内容，在中华法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，这也与事实相近。西方法律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，把权利推至法律的本位，尤其在近现代，把个人权利视作至高无上，这是对人类的大贡献。后者是一整套社会规范，道德在其中有所表现，或可说道德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这个礼是涵摄道德的。结果把民族的心理缠脚般地缚束。

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陈朝璧先生，王召棠、陈鹏生、张传桢三先生也认为中华法系仍在延续，他们列举了现在中国法律中某些有关道德的规定，以及采用的一些传统法律中的做法，确认中华法系得以继承和发展。虽彼此最后所获得之果不同，而视其为宇宙间之大法，使现实法有所遵循，并寄托理想于其中，则一也。

但用强制性权威性力量解决恶的对立这一方式却是不变的。中国历朝刑律，诚然包括了许多不应列入刑律以内的事体。

王世杰先生说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没有十分划清，是中国法律之未能进化。鉴于在中华法系的探讨中所涉及的礼基本上是后者，即传统的礼制，我们的论述就限定于这个礼。对此，陈顾远先生极为不满，指其仅知其偏，不知其全，错觉陋识，自亦因此而出，进而论证道：再以所谓道德、法律混淆为例，实则法律与道德固非同源同流，亦非异源异流，更非同源异流，仍非异源同流，乃一种同质异态之事物。其四，道德是世界的共同用语，比之礼、仁、宗法、儒家思想等这些中国本土的特殊称谓，更具有普遍性、世界性，在国际比较中更容易被理解被认识，有利于中华法系在世界的传播。如果这些都否，应该说这个法系已经中断了，消亡了。但如熊先生所论，是作因噎废食之想。

坚持中华法系没有中断最力的可能是郝铁川先生，他不仅认为中华法系未死，还认为我们现在的某些法律是对中华法系一些内容的创造性转化。[10]难怪凯尔森说：迄今为止，被认为是自然法的，或者说等于正义的事物，大都是一些空洞的公式，例如Suumcuique（各人应得的归于各人），或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，如绝对命令，即康德的公式，就具有为任何实在法律作辩护的效果。

《仪礼》则是人们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、送往迎来、接人待物的行为规范。心花不开，怎么还有创作的能力呢？[4]高维亷、杨鸿烈、蒋澧泉等先生也认为中华法系道德与法律相混。

以道德言，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是足以辉耀世界的，但有几方面的原因使中华法系的这一精华黯然失色，一是人类历史开始进入民主共和时代，而帝制时代的三纲这一道德皇冠已经不合时宜了，加之元、明、清三代的专制加剧，道德往往成为统治者对付被统治者的一句托词，一种掩饰，甚至一个帮凶。但是究竟何为正义，似乎语焉不详。

其一，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，中华法系以道德为本，分树一帜，各占擅场。当这些国家放弃中国传统法律时，中华法系就消失了。而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，也经历无数的艰难，漉尽狂沙始见金，尤为珍贵，是世界其他法系所未有的。二是在中国历史上一极是对道德的高标，一极是对权利的贬抑，这会在两个方向上对道德形成伤害，对道德的高标会使人们为了名节、旌表而茶毒人性，比如为了贞节牌坊而一辈子守寡。

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法律的变与不变，是因为世界变化万端，而法律在时代的冲击下也将屡遭变迁，如果我们不能了然法律的根本规定，不能洞见法律的变与不变，我们的法随时变可能会左右摇摆、进退失据。这与法史大悖，在中国，道德进入法律，居于本位，是到《唐律疏议》才完成的，恰恰是中国法律进化的结果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。

郝先生认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或特征是法典的法家化、法官的儒家化、民众法律意识的鬼神化。[2]《荀子·礼论》[3]王世杰著，刘猛编：《王世杰文集》（下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964页。

我们说一切法律的内容性规定是道德与权利，也可以说这是中华法系的内在根据，这两者(道德与权利)在近代的遭遇如何呢？以权利言，李次山先生说中华法系贱视工商，谓为‘驱逐末利，恒用政治或法律方法以压制而窘辱之。当然，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，自有其深刻的内蕴，我们握有这样的法宝，何愁中华法系不能复兴，何虑中华法系不能重建。

以上说这些，不是想否定郝先生为赓续中华法系所作的努力，而是想说这样的努力还任重道远，当下的情势并不乐观。但是，在这些论述中，似乎无有一人直接使用道德本位或道德为本的，按理说，面对西方法律的权利本位或权利为本，用德礼为政教之本直接化用来的道德本位或道德为本，不是更有针对性、更具有本质特征、更能与之相区别、更具有世界意义吗？或许，人们慑于混淆说的强势，不愿蹚这混水？或许，人们担心堕入《唐律疏议》的窠臼，而要另辟蹊径？然则，使用道德本位或道德为本，有很多的优点，不可不辨。正义何所指在中华法系的研究者中，正面谈法律正义的不多，马小红先生是其中之一，她说：中西方对‘法的最为原始的认识，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即法律和正义的不可分割。道德与法律到底是混淆还是接合，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大问题。

试想，一本权威的高校教材，对中华法系的道德核心充耳不闻，怎么可能在中国当代法律体系中体现中华法系的道德主轴。考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，是对中华法系科举制度创造性地转化。

中华法系的道德本位与西方法系的权利本位，是人类法制的翘楚，足资引领世界。荀子所说的人们欲望的实现，实质上就是人们对权利的追求，古代中国没有权利一词，但有类似的词-利。

[11]（奥）凯尔森著，沈宗灵译：《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》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，第38页为此我反复申说(见本文注7的那几篇文章)，至今未见反驳者。